王文军说，对中钢而言，创新创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而是在“互联网＋”的新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转型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
老牌军工企业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高红卫也坦露心迹：“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期成立的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创业驱动，这个企业就会像树一样慢慢老去。航天科工已进入二次创业阶段，为了企业的新生，必须要创新创业。”
不少老牌央企确实存在着机构臃肿、决策效率低、自我封闭、远离市场等痼疾。有央企董事长曾自嘲：“我们连脉搏和心跳都比别人慢。”但如今，他们已经感知到了时代的推动和市场的重压，并且把这种危机感、紧迫感向全员传递。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一家重组后的新企业，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今年集团第一次团代会上，董事长王炳华向国家电投青年力荐一本名为《在火星上退休》的书，并为书中“特斯拉”主角马斯克的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点赞。他希望更多的国电投年轻人解放思想、积极行动，投身创新创业之中。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题。“双创”成为推动这些“大块头”央企转型升级的大智慧和内驱力。
“肯定是有哪个环节卡住了”
央企“双创”有实力、资金、平台、人才等诸多优势，看起来很美、很热闹，但真正投身进去，却并不轻松。真正把“双创”走在实处、落到实地，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10月17日，2016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主持，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并讲话。这一高规格大赛脱胎于中国电科集团已连续举办3年的熠星创新创意大赛，而最早与团队打造电科“熠星”大赛平台的李新硕，这时却已经把自己“扔”到了体制外，从央企离岗创业，成为奇聚联创创始合伙人。
敢想敢闯的李新硕自言她是在双创中“摸爬滚打”起来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深切感受到央企“双创”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困境与艰难，“那绝不是一两次路演、几个项目的评审就能完成的”。
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国家鼓励企业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分配机制，充分利用股权出售、股权奖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激励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财政、科技等行政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结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科技人员实施激励。
李新硕认为，目前国家出台的相关创业政策力度很大，明确下放了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分配权。而在交易权和定价权这两个关键权利上，还需要进一步法定化。
如岗位分红权，就还存在一定障碍。国家对国有企业主要实行工资总额管理，如果科技成果转化到创业主体几千万元，目前可能还无法突破。
“现在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在岗双创团队，实现实质性的产权交易化。能够真正走完国家政策的创业项目凤毛麟角，肯定是有哪个环节卡住了。”所以，李新硕决定跳出去，在体制外探索服务于央企、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商业模式。
李新硕在与一些央企沟通时发现，有的央企对国家创业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了解不多，企业内部流程滞后，机制没有跟上，存在不适配的“空心地带”。
也有的央企热衷于创建孵化园，“拿一堆孵化器”，到头来死掉不少。在李新硕看来，央企有着资源的先天优势，掌握着平台、市场、资金、人力，孵化器死亡率不该那么高。她认为，央企“双创”主要应着力于对快要进入产业化轨道的项目进行孵化，应该把国家政策与企业内部流程适配、与市场适配、与人才政策适配、与科技成果转化确权适配，这个过程中，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文章要做。
创业艰难百战多。有人说，如果你没做好“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最好不要来创业。
但是央企决策者具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与使命，央企“双创”，最大风险是“决策不能失误，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作为新华1949·中文创客空间创始人，刘永瑞总是风风火火，一天到晚去跑项目、谈合作。新华1949是在过去新华印刷厂老厂址上建立的一家文化金融创新中心。她坦言：“创业吃苦受累不怕，但我们是国企，决策层级多，不能失误，还要有业绩指标，压力挺大的。”
为“巨无霸”央企松绑，营造一个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创新创业环境；为创业者打造与市场接轨的竞争激励机制，让国家的各项政策实实在在落地，这些央企“双创”深水区的课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去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