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7日，一个闷热的多云天。北京胡同一家综合的小展馆里，聚集了16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那天人很多，咖啡厅坐不下，我们搬了板凳在一楼大厅围成一圈”。

 

他们的面前放着红茶和咖啡。整个下午，他们讨论着如何直面死亡、练习死亡、如何才能从容赴死。这是黄子逸在北京主办的最后一次死亡茶社，虽然谈的是死亡，但气氛却轻松愉快。

 

“你是希望被预先告知死亡的时间可以做好准备，还是希望突然死去？”

 

“如何很好地告别？”

 

“你赞成安乐死吗？”

 

……

 

这个名为Death Café（死亡咖啡馆）的活动起源于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茲的概念，2011年，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把它变成现实。Death Café提供了一个交流和碰撞的平台，人们可以和陌生人一起，一边喝咖啡，吃蛋糕，一边聊聊在很多人看来忌讳的话题——死亡。

 

Death Café现已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00多次聚会，演变成一个社会加盟活动，在任何城市或社区，人们都可以按照乔恩·安德伍德在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举办自己的Death Café。在某些地方，这一形式也被称作Open Death Conversation（公开死亡对话）。

 

到了中国，Death Café被更名为“死亡茶社”。两年前，27岁的姑娘黄子逸将它带到了中国，至今已举办了16场。死亡茶社中的所有话题围绕着死亡，没有固定主题，参与者可随意讨论发言。“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小时是‘共同体’，要一起来完成一次美好的交流”，这是子逸对茶社的期许，她希望死亡这一话题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可以在鸟语花香的地方，喝着茶，吃着点心聊的话题”。

 

未知死，焉知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公开讨论死亡，进行关于死亡的自我教育。通过死亡茶社中的对话和倾听，有人依然疑惑，有人对死亡脱敏，也有人达到同自我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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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死亡茶社活动

 

子逸第一次感知到死亡这件事情是2岁的时候。在外婆的葬礼上，她被父母抱在手里，看着外婆的棺材，身边一片啜泣。

 

其实，和死亡的关系早就存在于她的名字里。“在我出生两年前，母亲怀过一个男孩。死胎，可能是医院的疏忽”。后来父母这样向她解释她的名字：子，代表儿子，逸，是飘逸上天。她从小就就这样介绍自己，儿时，还会祝福天上的哥哥。直到10岁，她去柏林同母亲一起生活，才慢慢停止这样介绍自己。同一年，她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会死这件事，吓得在姨妈的怀里哭。她和父母聊死亡，但并没有得到答案。

 

慢慢地，她对死亡的思考取代了单纯的恐惧，“虽然说会怕，但我相信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体。对自己此刻处境的判断和对世界文明的认知，可以从有自我意识的感官吸收并消化，也可以透过任何一双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后的眼睛发生”。

 

她对灵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书籍、上网查资料，想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去弄懂死亡和生命。可是困惑还是不期而至。

 

2014年年初，子逸好友的弟弟去世。面对朋友的伤痛，她感到无助。在这之前，她曾与一位中学时的朋友聊起了毒品，读了那些毒品功效的分析后，她开始质疑灵魂的存在。“之前一直相信有灵魂这个东西，它会是我毕生努力的精华。后来仔细想想，好像我们的个性，记忆等等，都是来自身体内‘随机’的化学物组配。”

 

子逸有些迷茫，“很想跟人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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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逸介绍死亡茶室

 

两年前，子逸从电视报道中获知伦敦有人办死亡茶社，在这之后她决定办起自己的茶社。

 

初次尝试，地点选在家楼下的咖啡厅，围着一张小木桌，天气和暖。“只有三个人参加，包括我”，其中一个是子逸在街头认识的挪威音乐家，还有一个是她当时的男友，一名电视制作人。

 

在柏林，死亡茶社开展了7次，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人数逐渐增多。

 

活动由子逸主持，从自我介绍开始，每个人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时间，随后是自由讨论环节。整个过程中，子逸也需要调整气氛和节奏，“有时候聊的故事会比较劲爆，特别残酷，或特别悲伤。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安静地把故事听完，问一些细节或相关的问题，最好有一些小小的跑题，开一点小玩笑。希望能缓解气氛，或让讲述者把注意力移到其它话题上”。

 

很多故事，在来到死亡茶社之前，是无法想象的。那些奇怪甚至荒诞的东西，真实地存在于某个人生命的角落，如同潜藏的暗流一般，只有在这个短暂相聚的时刻，才汇入海洋。

 

“一个女生说自己的家乡有个很厉害的算命阿姨，村里很多人的临终时间都被她说中了。她的妈妈也去了。这两年临近那个算命阿姨说的时间，她每天都活在对妈妈的担心与妈妈还健康的感恩中，每天跟妈妈见面都要拼命地撒娇。”

 

“一位自己弹吉他、写歌的年轻艺术家，他有一个女室友，二十几岁，很可爱，但是一直郁郁寡欢。艺术家出于安慰室友的目的，写了一首关于自杀的歌与她分享，结果第二天她就自杀了。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卡带里还放着那首歌。”

 

提到这个故事，子逸有些沉重。“有时候，你会觉得好难过，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有。”

 

但死亡茶社不是提供治疗的场所。之前曾有一位女生聊起自己的母亲过世，讲述很多细节，过度伤感，没人忍心打断她。这一类情况让子逸有些困扰，“我不是专业的咨询师、心理医师，虽然办了这么多活动，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但我更希望陷入巨大心理困境的朋友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子逸心中，死亡茶社参与者应该更像一个过客。死亡茶社绝非探索死亡的终点，而是这条道路的开始，或者一个站牌。“是敞开的，邀请性的。你只需要静下来，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时间去思考和探讨关于死亡的种种。但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在专业力量的帮助下或由你独自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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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茶社LOGO

 

子逸将来到北京称为“东游记”。大学毕业后，她想出去走走，听了唐朝、黑豹和鲍家街43号，对北京充满遐想和期待。她喜欢北京和柏林一样的宽敞，“很多元，不拘小节”。在柏林成长了这么多年，她想看看中国变成什么样子，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哪国人。

 

在北京，她被称为将死亡茶社带到中国的第一人。好奇的人很多，第一次北京的茶社就来了12个人，而活动的真正进行却没那么容易。“在北京做活动的时候，很多人的自我介绍开场白是‘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我就想，天啊，不是讲座，我是要给你们一些启发。”

 

子逸为此准备了资料袋，里面有她筛选的文章，一些专业机构的介绍，还有杂志、哲学书目等。为了确保活动的质量，子逸有几个准则：坚决不录音；不为“收集”刺激或特别的故事而办活动；在明亮宽畅的地方举办；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让参与者可以打开话匣子，同时她想“坚持办活动，提高自己，变得更专业”。

 

这个活动纯属公益，而子逸享受着整个过程。“每次活动的宣传海报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乐在其中”。她要求自己去充实专业知识，让讨论在必要的时候能有深度，还会学习一些主持谈话的技术。虽然在北京的活动和柏林有些不同，但子逸将每一场都视作“独一无二”。

 

参与者的反馈成为她坚持的动力，他们评价死亡茶社“很有意义、很需要”。另一层动力在于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勇敢。相互启发，相互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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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后一次死亡茶社活动

 

2016年7月17日的那场夏日聚会，是子逸在北京的最后一次死亡茶社，也是她的送别会。

 

那天来的人很多，有父亲身患癌症的艺术家，有对活动感到好奇的20岁大学生，还有有过濒死经验的老师和服装设计师，以及历经亲人逝去从此惶于亲友死亡、希望借此解开心结的编辑。

 

那次活动，很多人都记得聊到了“从容”：好好地活着，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能从容地走。死亡茶社在北京办到第16次，子逸觉得她自己也得“从容”了。

 

这段经历让她成长，学会坚持，也见证和记录了她在北京的生活，有过落魄和煎熬的时日，“但还是洗了把脸，来办了活动”。

 

这么多期活动后，再谈到“死亡茶社”四个字，子逸说她更看重“茶社”二字，而“死亡”其实是私人的那一部分。

 

回到柏林后，子逸继续组织着死亡茶社。她说：“人和人总是在无意和有意地感染着，互相影响着，这很奇妙。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会不由选择地留下痕迹。在别人心里留下的痕迹，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这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永生吧。”

 

 

文/黄霁洁

插画/央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