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产业既是动力又是枷锁

　　咖啡产业在近代巴西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变革的原动力。

　　第一，独立后咖啡经济创造的大量出口外汇为巴西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1889—1919年，巴西工业企业从626家增至13566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西工业产量增加一倍，1923年增加两倍。此外，巴西工业门类已经突破轻工业范围，冶金、化学与制药工业部门都占有一定比重。这种工业发展状况为此后巴西进行工业化提供了基础。

　　第二，因咖啡经济的带动而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为巴西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852年，巴西政府颁布了鼓励铁路建设的法律。随后，巴西掀起修建铁路的热潮，形成以圣保罗城为中心的铁路网，沟通了里约热内卢城、桑托斯港和坎皮纳斯等重要港口和咖啡产区。1920年，巴西铁路运营里程已达2.7万公里。至1915年，共建成104座发电站。交通运输业和电力在此后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先行作用。

　　第三，咖啡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成就了咖啡等出口经济的繁荣，而且推进了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咖啡产业带附近相继出现一批城市，并逐渐成为巴西重要的工业基地，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圣保罗州，从1890年的138万人增至1920年的459万人，首府圣保罗市成为巴西东南部地区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和进口工业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过热的咖啡产业也给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弊端。

　　首先，尽管咖啡种植业带动了周边地区许多产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垂直式的，而非水平式的。凡是与咖啡出口经济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出口加工业等都得到快速发展，反之则并无明显变化。

　　其次，巴西工业布局深受咖啡产业的影响，曾经的咖啡种植中心仍是巴西的工业核心地带。1907年，盛产咖啡的圣保罗州和联邦区的工业产值占巴西工业总产值的49%，1920年升至52%。这种高度集中的工业布局很不合理，造成了巴西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再次，咖啡经济导致巴西形成“咖啡寡头”政治。拥有巨额财富的咖啡种植园主通过操控大选，与政界结盟，掌控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例如，1894—1930年，巴西总统全部来自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这一“咖啡三角区”。

　　最后，过度依赖出口咖啡的单一产品制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加深了巴西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巴西咖啡经济，继而引发国内反对“咖啡寡头”政治的运动。1930年瓦加斯通过政变上台执政后，实施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开启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历程。50年代中期，巴西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但是，由于没有铲除传统农业的大地产制，农村旧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非常有限，工业发展缺乏内部需求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