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瑷玛

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人，对“咖啡”一词并不陌生，其固有形态也是如此深入人心：黑色微苦的液体盛在瓷杯里，咖啡的拥趸喝它的酸，品它的苦，甚至连情调都成了咖啡不可或缺的文化。

不可否认，我也很喜欢咖啡。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位种植咖啡的孙先生，我提及想要见识下咖啡是如何种植的，他在电脑屏幕前揶揄我：到咖啡基地是很辛苦的。我回了一句：再苦，苦不过长征二万五。

对话的结果，是我扛着行李，倒了一次飞机加两次长途汽车，来到一个叫做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地方。澜沧在普洱。说起普洱，第一时间让人想到的反而是普洱茶，不过截止到2011年的10月，普洱市咖啡种植面积是42.5万亩，占全国64.8万亩的65.6%，占云南咖啡种植面积64.6万亩的65.8%，产量和产值都在云南省内超过五成。全球五个知名的咖啡巨头——雀巢、麦氏、卡夫、纽曼、伊卡姆都已经杀入云南，而日本的UCC和台湾一众咖啡品牌，也纷纷进入云南跑马圈地。值得一提的是星巴克，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1月，和普洱市政府签署了一份旨在推动咖啡产业发展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也是星巴克在全球范围内首个咖啡种植基地。可以想见，云南咖啡在咖啡业者心目中的地位几何。

我一直以为能看到一副咖啡飘香的美景，一如我在澜沧江下游的老挝琅勃拉邦见到的一样——咖啡馆小酒店异国情调。当我站在澜沧县的十字路口，除了热闹的街天(云南特有的“赶集市的日子”)和偶尔闪过的身着民族服装的拉祜族妇女，这座县城无论房子、商品、人，都和中国众多县城没有太大区别，最奇怪的却是如此盛产咖啡的地方，街头巷尾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咖啡馆。如果不是有人接待我，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咖啡种植地的路。

接待我的柴师说县城里是买不到咖啡的，这里的咖啡豆，大部分刚刚从田里采摘下来，便被各大咖啡公司收入囊中，运到各大加工厂，经过生产线，重新包装上架，变成了我们在超市里随处可见的袋装咖啡。就我所问过的人来说，很多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甚至不知道普洱有成片的咖啡种植地。至于澜沧人是否喝咖啡?他们甚至没有本地渠道获得本地新鲜生产的咖啡豆。

为众多的咖啡品牌做了多年嫁衣，至今的咖啡豆定价，仍然控制在诸如雀巢这样的公司手中。有没有想过做云南的自主品牌?一位农民合作社的理事长苦笑道：我的咖啡基地在山上，风景绝佳，一直想着改造成兼带观光性质的度假农场，但想又如何呢?这个既有的框架无法打破，而农民种植更注重眼前利益的特性，也决定了合作社无法系统地开展长远的计划。通常情况下，成文的合作社章程经常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违约的风险，这让有心之人也不敢破釜沉舟。

也不是说没有吃螃蟹的人。保山——云南另一处盛产咖啡的地方，除了国营的潞江坝，近几年推出了一个咖啡种植品牌推广的桥头堡——后谷。后谷，甚至拥有中国最大的速溶咖啡生产线，这里走出来的，不仅有传统的巨头，也有新兴的咖啡品牌，比如“邱公馆”。邱公馆做得最妙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咖啡质量有多高人一等，而在于它善于讲故事的营销手段。它从种植到生产都做了适当的包装，既有富有少数民族风情的田间采摘，也有新奇有趣味的咖啡课程，又能适时地推出新奇的方式，比如用熊猫当形象的熊猫咖啡“挂耳杯”。这样从上游到下游的一条龙做法，赋予咖啡豆契合当下的人文形象，

这样的公司毕竟还是凤毛麟角，很容易被人贴上小众的标签。绝大多数的咖啡农场，还依赖着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一直以来都太注重生产，而忽略了观察市场和消费者，”孙先生如是说。当然，云南美妙的土壤中酝酿出的各种神奇食物，不管是葡萄酒还是冰酒，或者是松露还是火腿，也都缺乏像欧盟农业政策中那样严格的原产地保护，失去了标准化和排他性，各自为政，难免良莠不齐。

在这个以茶消费为主的国家里，咖啡的崛起不仅仅只是一种饮品，同时代表着的也是一种新兴的生活文化。星巴克的美国本土业务日益萎缩，但其在中国的咖啡店却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一二线城市扩张。一杯标准杯星巴克当日咖啡的价格，足够买上相当于二十五杯份量的半公斤AA等级云南咖啡豆。而坐在窗明几净咖啡馆里品咖啡的人，丝毫不会在乎这么一点成本，他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把玩在手里的塞壬标志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对于云南的咖啡种植业者来说，一旦他们不再满足于低廉的贴牌生产，那么铁锈病也变得不是那么可怕，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为日益壮大的本土市场，定制一杯有故事有内涵有附加值的美好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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