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 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尼加、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 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19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像“ 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 (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平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钱”，“按摩一个小时才××钱”，“买一斤蔬菜才××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