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香港公平贸易联盟与香港乐施会合办的“公平贸易双周”刚刚结束。而在深圳，“公平贸易”还是个新词，它上一次进入深圳主流视野是因为南都主办的2010年深港国际生活大奖将年度财智奖颁给了香港公平栈，表彰它把公平贸易产品引入香港，让消费成为保障农民权益的善举，建立“良知消费”的朴素意识。

2006年美国有一部电影《黑金》，大概是关于“不公平咖啡”最为著名的电影。在片中，发达国家的人们在颇有情调的街边咖啡馆享受咖啡的香浓和生活的悠闲时，埃塞俄比亚农民却在烈日和汗水中种植和采摘咖啡豆，一杯3美元的咖啡他们获得的金额还不足3美分，绝大部分利润均被大型贸易公司压榨。当地出身的主人公作为咖啡农合作联盟的经理，一生都在为“公平咖啡”而战。在香港一些咖啡厅，你就能喝到这种“公平贸易咖啡”。当然，你还能买到豆浆、小食、足球、手工艺品等超过160种公平贸易产品。事实上，“公平贸易”(Fair Trade)并不是想当然的“反垄断”类的泛泛自夸，而是在全球盛行并早已引入香港的专门术语。这里的“公平”指向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生产者。其隐含的意义是，当我们强调自身消费者权益的同时，是否关注到生产者的权益?我们有没有想过消费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我们是“负责任的消费者”吗?

香港举办“公平贸易双周”

就在3月27日，香港公平贸易联盟与香港乐施会合办的“公平贸易双周”刚刚结束，开幕礼上歌手黄耀明现身推广公平贸易概念，连续三天的“公平贸易嘉年华”则在奥海城摆开十多个摊位，销售咖啡、巧克力、调味料、手工艺品等公平贸易产品。除了原本就出售公平贸易咖啡的店铺，另外也有一些咖啡店在活动期间推出了公平贸易咖啡。

电影《黑金》直接将“不公平咖啡产生的根源”这一矛头指向了控制全球超过70%以上咖啡豆交易和进出口的卡夫、雀巢、宝洁、美国食品公司四大巨头以及星巴克，电影播出后，星巴克立刻做出反应，公开承诺给咖啡农公平议价，并在英国境内全部使用公平贸易咖啡。

而在香港，公平贸易概念的引入也正由咖啡开始。“咖啡是公平贸易里的典型。”香港公平贸易联盟主席、公平栈创办人梁佩凤称，“咖啡是世界贸易中除原油外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据说全球每天被喝掉的咖啡有20亿杯。咖啡的生长环境要求只能在赤道附近种植，过去1500年咖啡都是从发展中国家运到发达国家，在庞大的世界贸易体系下，农民不可能跟大公司议价从而彻底沦落成弱势群体，有时一磅咖啡豆甚至以50美分就能收购，而成本就可能需要80美分。”而包括香港在内的公平贸易商们在收购时，一磅咖啡豆的收购价是1.45美元，甚至有的贸易商会给出1.9美元，保证农民能获得不低于10%的利润。相应的，公平贸易产品最终出售给消费者时有可能比一般产品贵一些。

现在“公平贸易”的定义就很好理解了。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说法，“公平贸易”是一种建基于对话、透明和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目标是令国际贸易更符合公义，缔造有利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同时保障生产者的权利，改善他们的生计和发展机会。简单说，就是以相对市场价较高的价格向生产者(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购，使他们得以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水准。

在香港的公平贸易销售点、玛莎百货、无印良品以及部分超市，公平

贸易产品很容易就能区分出来：它们的包装上大多印着看起来像彩色太极的标签，这正是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简称FLO )———世界上最大及最多人承认的标准订立及认证的公平贸易标签发行团体所认证的标志，尤其是食品。当然你也可以爬上中环的半山斜坡，或是推开太子大厦顶楼的露天阳台，看看花草吹吹海风，再点上一杯公平贸易咖啡。

据调查75%的香港人愿买公平贸易产品

“其实公平贸易概念要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达地区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美国的万村会(T enT housands V illages)和英国的乐施会等，到落后国家扶贫时发现，当地农民辛苦制作出的手工艺品只能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甚至入不敷出，大部分利润被中间商剥削，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公平贸易的尝试。”梁佩凤说，“最初在美国形成了一些公平贸易手工艺品的店铺，大约80年代末多种食品出现，现在据我所知全球有超过15000种公平贸易商品。”

乐施会是香港最早接触、倡导公平贸易的组织之一。梁佩凤本人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香港乐施会工作时前往澳大利亚同全球乐施会代表商讨事宜，第一次接触到了公平贸易概念。2002年，乐施会发起了第一次“咖啡贸易要公平”运动，尝试将公平贸易速溶咖啡引入香港，借此向公众传递贸易不公平的信息和公平贸易理念。乐施会负责公平贸易事务的倡议干事温子雁说：“当时我们向香港公众宣传，小小的一杯咖啡就能帮助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获得一份合理回报，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当时短短几个月公平贸易咖啡的销量算是不错了。”

不过在梁佩凤记忆中，最初概念的推广是最难的，2002年花上一个小时向消费者解释什么叫做公平贸易实在再正常不过了。“当时消费者观念上有几个难理解的地方，有些人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承认世界上有不公平贸易的存在，不知道农民生活这么艰难;有些人认为香港是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市场，你推行公平贸易其实是扰乱了市场机制，还有人干脆说，既然是公平贸易，为什么不对消费者公平一些，比普通产品还要贵……”她说，“我们只好慢慢进行解释：‘公平贸易’的‘公平’首先指向的是生产者，在过去几十年，大量的农药、化肥、激素被用在农业生产中，为什么?因为农民出售农产品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为了生计只好采用这些方法来增产，以便能获取相对多一点的收入，除此以外他们根本没有心力去关心食品安全健康问题或是环境保护问题。而公平贸易就是通过给农民相对高的收购价以便他们维系稳定生活，进而才能关注到农产品的品质、环保等方面。从这方面来说，给农民‘公平’的价格，他们就能提供‘公平’的产品，这对消费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公平呢?”

而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WT O )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借由这个契机，公平贸易概念在香港人中的普及度大大增加，算是一个较大突破。根据乐施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香港公平贸易销售点超过1 0 0间，货品种类超过160种，除了咖啡、豆浆、茶、零食等食物，还包括手工艺品、鞋、包、足球等等。除了乐施会和香港公平贸易联盟，国际十字路会、大学生组成的公平伙伴组织等机构也开始推广公平贸易的概念。

公平贸易的粉丝也越来越多，香港人A nita是其中一个，“生活中只要是能用到公平贸易产品的我都会买，可惜的是现在种类还不是很多，店铺也没那么普及。我曾在国外吃过公平贸易意大利面条，很好吃，可能由于价格高的原因，香港没有引进”。

“我常常拿有机概念来做比较，它在香港大概已经推行了20多年的时间，现在正慢慢迈向主流。而公平贸易真正在香港得到推动也只有五六年而已，目前的发展状况算是比较理想。曾经有商业电台做过调查，75%的人都愿意购买公平贸易产品，即使可能要付贵一点的价格。现在来看公平贸易绝对是未来的大方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很乐观。”梁佩凤说。

公平贸易不是“慈善”，而是“消费责任”

时评作家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书中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贸易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贸易相对应的制衡性市场力量。许多美国消费者‘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的延续。美国有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地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这篇讲述美国公平贸易现状的文章，其实也基本适用于香港。

乐施会倡议干事温子雁发现，通过对公众的教育，香港消费者对公平贸易这一概念越来越接受，“大部分认同公平贸易的人其实认同的是‘消费者责任’这个核心，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通过购买公平贸易产品来帮助贫穷地区的生产者获得合理回报，并且能保证产品的品质、生产过程的无害、对环境的保护，这些都是消费者应当履行的责任。消费权利和责任从来都是一体的，除了‘货要靓、价要平、服务还要好’的消费权利，消费者也有责任付出合适的价钱，并且关注生产过程有没有剥削生产者、剥削环境。“

就像梁佩凤反复强调的，公平贸易不是一种“慈善”：“慈善是你想做就做、不想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情。有些贸易商做‘慈善’，捐给落后地区的金钱其实正是通过压低收购价格剥削得来，而公平贸易其实是给农民应该给的部分，是农民付出应得的合理回报，这不是一种‘帮忙’而是一种‘公平’。要记住不是我们给得比从前多，而是从前给得太少。”香港消费者A nita也这样说：“我为什么尽可能多地买公平贸易产品，并且不停推荐给朋友?因为这当中其实表达了我们的一种态度：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民贫穷的原因中可能就有我们的因素，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你还怎么能心安理得去买那些便宜的却是剥削而来的产品?尽量去买公平贸易产品是我们的补救方法之一。”换句话说，公平贸易不是你在做好人好事，而是分内之事。

为什么深圳没有引入公平贸易概念?

相比香港，中国内地并不全是公平贸易的荒原。江西婺源大鄣山有机茶农协会是中国第一个被国际公平贸易组织(FLO )认证的生产者，梁佩凤的公平栈也曾在这里购买过茶叶。在上海，成立了乐创益公平贸易发展中心，是国内第一家正式注册的以“推广公平贸易”为己任的公益机构，近两年颇为活跃。乐创益的发起人之一是《城市画报》编辑总监刘琼雄，他表示，这个从创意市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N G O组织，除了在包括广州等全国数个城市设立获得认证的公平贸易产品销售点外，也在自行监控制造“相对公平”的产品，“虽然我们还不是一个获得国际认证的机构，部分产品也不是获得国际认证的产品，但相信我们对推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公平会有帮助，对提升消费者的公平贸易意识、责任意识也会有帮助”。

很遗憾，目前深圳恰恰是公平贸易的“荒原”之一。你找不到公平贸易产品销售点，就连香港有售公平贸易产品的无印良品，进驻深圳后也默默取消了。号称在全英国境内均采用公平贸易咖啡的星巴克，其位于上海的大中华区公关经理有关深圳店铺的回答是：“星巴克是获得认证的公平贸易咖啡全球最大的买主，但国内的店铺比如深圳，虽然有使用公平贸易咖啡，但是和其他咖啡混合使用的，也就是说你买不到获得认证的公平贸易咖啡。我们有几款公平贸易全豆咖啡，只在美国销售。”她宣称星巴克有另一套“道德采购”标准，其实主旨和公平贸易相似。

为什么深圳离香港这么近、交流这么频繁，却至今没有引入公平贸易概念?对公平贸易一直很关注的深圳先锋城市运营专家罗雷分析：“公平贸易在商业上得到比较好的发挥其实也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事，香港是商业发展比较充分、整个公民意识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社会，所以比我们早一点关注到、或者鼓吹提倡这一概念，也是比较正常的状态。深圳是个刚建成30年的城市，人们的关注点还是更多集中在G D P、企业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上，对社会的公平性公民意识离香港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有人问，为什么上海都有了推行公平贸易的组织，深圳却没有?这就是不同城市精英们关注的点不同了，这些问题肯定要靠城市精英分子来倡导，我们的城市精英们关注的点还不在这些方面。公平贸易中利益并不是第一诉求，主张以公平为主导兼顾企业的利润，这其中有个思想意识转变问题。”

文化学者、香港“第一才子”陶杰则认为，公平贸易在香港发展有着贫富悬殊恶化的经济背景，以及法制健康、司法中立的法制背景。“此外，和这一问题相联系的就是三农问题，如果不用高一点的价格来收购农产品，农民的收入就会很低，造成贫富悬殊加剧，但这样做对城市有个副作用就是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产品价格高了饭店价格也会随着增高，反过来会影响城市里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是由于这种因素，公平贸易在深圳推行相对有难度。”

还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刘瑜写道：“理想主义(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 G 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刘琼雄就认为，深圳目前还未出现公平贸易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缺乏提倡这个概念的NGO组织。“公平贸易属于新的领域，深圳没有很正常。要知道，这是‘贸易’，有一定的经济回报，但并不是大生意，你必须朝着‘公益’方向来做。”

“不必太悲观，深港隔得这么近，交流这么频繁，总会传过来的。”罗雷表示，“我觉得深圳在城市发展各方面算比较好的，不必执着于某一个领域的相对滞后。几年之内深圳肯定有人会尝试，成不成功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好事。”

出品：南都深圳杂志部

监制：夏逸陶 总策划：南岛 统筹：马凌

采写：南都记者 杜虹 王相明 摄影：南都记者 胡可 LOGO设计：张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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