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传到欧洲与咖啡输入中国，都被视作播撒文明的大事，虽然咖啡尚未在中国成为普及的饮料，但茶叶却成了欧洲人生活品质与享受的一部分，有绅士修养或有高尚情趣的人，对喝茶颇多讲究，每日那道闲适的下午茶时光，使人联想到沙龙里的哲学和文艺氛围。不过早期的茶叶与咖啡都是由民间流行渐渐进入贵族生活，由此带有等级色彩，三年前写文章谈《咖啡精神》一书时，我把茶与咖啡作了对比，说茶客们“大多喜欢借瓜棚豆下品茗的诗酒况味，要的是清雅澹泊，缺的是咖啡的苦涩与热烈。从这个立场来说，咖啡与茶代表着中西方两种文化，二者略相比较，茶酒叙述的是意境，则咖啡描绘的是精神。”因此，咖啡和咖啡馆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因而“咖啡在欧洲是革命的忠实伙伴，在东方则成为单一的闲适象征。”原本想从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里寻找明代茶馆的习俗，看看茶馆的趣味所在，这个启发还是由《咖啡精神》书里得到启发：“巴黎咖啡馆里早已流传着‘上流社会代表的是特权，而咖啡馆则是代表着平等’的口号，咖啡在当时被巴黎人视为一种‘民主之饮’。”不过我们的茶馆有说书人将历史故事进行“演义”的技艺，倒可视作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征，许多话本和章回小说由此产生。

去年秋沪上陈子善先生来京，有一日去他下榻酒店房间喝咖啡闲述，他忽然以告“咖啡略加红茶，绝味。”我返舍一试，果然别有滋味，然我对饮食素喜味重，几番品尝，无论红茶还是绿茶，皆以斟满第一道热茶再拌入咖啡和奶昔为上佳，入口可感茶的苦况之味与咖啡浓郁之香混合，馥郁中清气在舌，浓情在喉，茶的清爽与咖啡的幽郁各自独立，两种味道同时在嘴里滋润漫延，余香满口，称“绝味”甚是妥帖。看来咖啡与茶可资谈论的话题甚多。除了前述《咖啡精神》，新读到《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为英国罗伊·莫克塞姆所写，记述茶叶的种植、贸易及其与英国的关系。作者曾到非洲管理过英国茶叶种植园，故而对茶叶颇多研究。“英国人对茶的接受过程非常缓慢。在17世纪50年代前，我们没有任何使用茶的记载。最早标明日期的有关茶的记载是1658年9月23日在伦敦《政治快报》(Mercurius Politicus)上刊登的一则广告”，这与咖啡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近，有趣的是，我们都认为咖啡是外国人的专属，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是茶叶专家，两种饮品都给彼此的生活带来改变，茶馆与咖啡馆聚集各阶层的人物，成为社会或时代的缩影。不过每种外来食品都会受到本土居民的习俗影响而改变，“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中国人从来不在茶中加糖，而西藏人则在茶中加盐。”在我们看来，这或与在咖啡里加糖同理，没有英国人想的那么复杂。湖南民间有喝芝麻豆子茶的习俗，将芝麻、川豆、生酱、盐、糖和绿茶一道冲泡，喝起来香甜微辣，茶水饮尽后再将芝麻豆子生酱与茶叶吃下，驱寒生津，可想茶在中国也有饮与吃的不同方法。若按书中所说：“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茶只不过是他们沉溺于对食糖的痴迷的一种工具”，那么上海人在炒菜时加糖的做法，或许来自英国殖民时期也未可知。

由此书得知，当茶叶在十七世纪中叶被引进英国的时候，当时进口的大多数是绿茶。到了十八世纪末，虽然绿茶仍受欢迎，但红茶的销量已略微超过了绿茶，原因是茶叶掺假，尤其绿茶掺假使用有毒铜化合物染色剂，导致茶叶消费从绿茶转向红茶。今天所见英国人爱喝红茶，非因红茶无掺假，而是掺假色剂的毒性多少，不过茶叶掺假染色到今天依然存在，以此显出咖啡的好处来。英国人“随着红茶日益流行，人们又开始养成了在茶中加入牛奶的习惯，这种做法开始于17世纪。塞维涅侯爵夫人是较早采用这种方法的法国人。但是直到18世纪在茶中加奶的做法才得到普及。”茶叶到了彼邦所发生的故事则异乎寻常。

说来奇怪，茶在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但世界最大产茶国却曾经是英国，书名《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所指帝国的含义如此，“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英国的公司控制了世界的茶叶贸易。这些维多利亚产业所产生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到这个小岛国中。”可知英国当时茶叶种植多在殖民地范围，依靠殖民地的开拓使它成为“日不落”帝国，茶叶也在其中似乎符合书名，“在茶叶几乎全部从中国进口的1851年，英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不到两镑;而到了1901年，受到从英帝国的各殖民地进口的廉价茶叶影响，英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超过6镑”，这段文字表明，英国成为第一茶叶大国，只用了五十年，若深作思考，当知英国产茶只看数量，远不如中国人对茶叶有精致的讲究，意义也即大相径庭，这样看来，英国人所称茶叶帝国难免片面。

关于茶的书，我们的经典还是陆羽那本《茶经》，虽坊肆印有许多关于茶的书籍，大抵都是如何饮茶一类老生常谈的读本，尚无人写出此类由茶而深入到“嗜好、开拓与帝国”这样的领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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