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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欧美间经历20年候鸟般的穿梭生活后，定居伦敦，开始写作《英国时光》，记录他的旅居体验，评述他为之着迷的这个岛国的景物和人情。当写到伦敦印象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国际大都会竟然找不到一家在巴黎、在欧陆城市街头常见的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休憩、交际的咖啡店。事实上，今天访问英伦的游客假使有心，也会察觉，喝咖啡的地方虽有，垄断市面的基本上是意式咖啡店（如Costa）或美式咖啡馆（如星巴克），都是根源于外国的20世纪时髦产品。体现英国本土口味和历史文化风情的品牌难觅踪迹。

　　然而，200多年前，英国曾有过一段由咖啡和咖啡馆文化所主导的历史，见证过世界上最壮观的咖啡馆社交景观。

　　爬梳英国文献，散文家培根的《生与死的历史》（1623年）一书提供了较早有关咖啡的记述：“土耳其人使用一种名为‘咖啡’的草本植物，——将其晒干，碾成粉末，用热水冲服。他们确信咖啡能大大提升勇气、增强才智。”此处传播海外奇谈的口吻，说明培根只是听说过，还没有喝过咖啡。1755年，约翰逊博士的英语词典编成，一系列英语词汇如咖啡、咖啡馆、咖啡侍应生赫然在列，兹证明咖啡饮用已融入英国市民生活，咖啡馆已成为伦敦常见的休闲场所。而到19世纪，咖啡馆迅速没落，以至于1848年麦考莱出版的《英国史》必须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咖啡馆文化之于他所记述时代（1685-1702年）的重要性：“咖啡馆决不能草草一笔带过。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咖啡馆被称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机构是有道理的……它是都市公共舆论自我表达的主要渠道。”

　　英国咖啡馆文化何以兴、何以衰，是一段值得钩沉的历史，因为在那百余年间，喝咖啡和泡咖啡馆远不仅仅是风行坊间的一种消遣时尚。英国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无不是咖啡馆常客，他们参与铸就的咖啡馆文化对当时及后来的英国政治生活、文学创作和社交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麦考莱对英国咖啡馆的历史评价也并非孤例。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把咖啡馆看作“英国公共领域发展的样板”，与麦考莱前后呼应，也值得我们品味。

　　咖啡来到英国

　　英国第一家咖啡馆究竟开张于何年何地，文化史家之间颇有争议。美国学者威廉·H.乌克斯和加拿大学者布莱恩·柯万采信17世纪古文物专家安东尼·伍德的回忆，主张英国的咖啡馆文化起源于1650年的牛津。他们认为，咖啡作为16世纪流行于阿拉伯世界的一种色味古怪的饮料，最早有所体验并对其青睐有加的是见多识广的英国旅行名家和跨国商人，因此，咖啡消费在英国登陆伊始便具有小众、冷僻的高端色彩。在牛津，光顾咖啡馆的主要是大学的教师、学子和皇家学会知识精英。志趣相投的大学才子们在此自由聚会、读书、研讨学术，形成拓展科学知识的新空间。该空间有别于纪律严明、教学法刻板的大学课堂，又对其形成补充，加上1便士买1杯咖啡就可以在此消磨一整天，因此，牛津的咖啡馆得到一个别号，“便士大学”。柯万相信，咖啡馆从牛津传入伦敦的早期，还带有小圈子和雅士文化的气息；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咖啡馆才市民化和商业化，转型为向三教九流开放的公共场所。

　　然而，英国学者马克曼·艾利斯不同意以上观点。据他考证，英国首家咖啡馆诞生于1652年的伦敦，坐落于伦敦的商业中心康希尔附近，生意从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咖啡的市场前景：咖啡有提神解乏的功效，附近皇家交易所的商人们、海船船长们、服务于交易的文具店和书店老板、公证人和律师都可能成为咖啡爱好者；他们投身咖啡消费，公众社交氛围也就形成了，咖啡馆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人们交谈、闲聊、交易的地方。

　　两种咖啡馆起源论，小众消费说和大众消费说，谁是谁非很难分辨。但是，咖啡这一舶来品是在17世纪50年代进入英国市场的，当毋庸置疑。它迅速落地生根，说明市场存在需求，咖啡到来适逢其时。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进入清教主义当政时期。清教当局把饮酒、娱乐视为引人堕落和毁灭的罪恶，严加管控。从海外归来的商人知道，咖啡是一种健康饮品，不会让人酩酊大醉，它既然适合于禁酒的伊斯兰社会，也就适合于有清教信仰的基督徒。

　　当然，售卖咖啡是个外来的新行当，免不了与本地的旧环境和旧习俗发生冲突，例如咖啡馆与传统小酒馆、啤酒屋之间存在利益竞争，咖啡馆引发基督徒对伊斯兰文明入侵的忧虑，还有，由于咖啡馆当时是专属男性的消费场所，一便士免费续杯的销售策略吸引无数男士借此逃躲家庭责任，它还激起伦敦家庭主妇的愤怒，掀起一场反对咖啡、保卫家庭生活的斗争。然而，咖啡馆带来的消费革命势不可挡。同样是消遣场所，咖啡馆与传统酒馆不同之处在于喝咖啡的客人总是头脑清醒、精神愉快的，因此，咖啡馆为吸引客源，逐渐将各种客户服务及文娱活动纳入其间：商谈、报刊阅读、政治辩论、珍奇收藏品展览、书籍和艺术品拍卖等。商业、政治、艺术、街谈巷议，社会各阶层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聚集于咖啡馆，终使之成为一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机构。

　　从罗塔俱乐部到文学论坛

　　咖啡馆作为公共机构的特性，是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英国动荡的政局塑造成型的。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得不到军队的支持，无法延续护国公的军事独裁，被迫于1659年退位。由此，内战清洗所剩的残缺议会与军队为夺权开始内斗，1649年成立的英国共和政体陷入风雨飘摇。此时，摆在英国面前有两条路：混战或复辟王政。国运转折关头，政治批评家、关心国事者，不约而同把咖啡馆当作思想家园，在此宣讲主张、议论时事、思考未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共和制理论家詹姆斯·哈林顿和他的罗塔俱乐部。

　　詹姆斯·哈林顿曾是查理一世的贴身侍臣，但他对国王的同情和忠诚从未影响他的共和主义政治倾向。1656年，他出版政治寓言小说《大洋国》，将经典的国家政体问题与国家土地分配情况联系起来解释英国内战的历史和共和政体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共和政府理论。为了推广他的政治理念，1659年，哈林顿与他的追随者在麦尔斯咖啡馆成立了“罗塔俱乐部”。他将《大洋国》的观点整理成概要，每晚与俱乐部成员在咖啡馆碰面，讨论一个问题或条款。该习惯一直延续到1660年3月，王权复辟大局已定。

　　罗塔俱乐部严格遵循特定的言论规范、辩论形式和表决方式讨论问题，这为咖啡馆建立了一套以文雅、平等和包容为特征的交流模式。哈林顿的共和理想随着查理二世上台及自己被捕入狱宣告破灭，然而，他开创的咖啡馆辩论模式影响久远。随后几百年，在英国的公共政治空间，不断可见源自这一模式的论辩规则发挥作用。19世纪的英国议会制改革和选举权范围扩大，可以说就建立在这种政治辩论文化基础之上。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有关共和国问题的政治讨论被归入反君主的罪行，但新闻消费、时政议论并未从咖啡馆消失，相反，这里成为各种密谋、小道消息的集散地。为了控制讽刺、诽谤、政治分歧和反叛思想的传播，查理二世一度考虑禁止咖啡馆营业，后在朝臣劝说下取消动议。不过，政治空气发生的变化终究产生了影响，咖啡馆的文化主题逐渐向文学研究方向偏移，关心天下事的文人们在咖啡馆形成了文学圈，以评议世态百象、倡导道德和文艺新风为己任。

　　最早声名鹊起的是17世纪60年代形成的威尔咖啡馆才子圈。威尔咖啡馆的桌子上总是铺满未发表的手稿和已发表的文章、诗作，由著名剧作家德莱顿在文学讨论中充当法官。咖啡馆内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和一锤定音的仲裁，为当时许多剧作家和诗人确立了文学名望。

　　1712年，约瑟夫·艾迪生开办巴顿咖啡馆。他和理查森·斯蒂尔挟此前创办《闲话报》和《旁观者》之影响力，在此聚集起另一个作家圈，构建起又一个讨论文学价值和品位的“文学立法会”。

　　咖啡馆文学圈最后的辉煌属于1751年开业的贝德福德咖啡馆。由于咖啡馆紧邻剧院，剧评当仁不让成为此地最热门的话题。以新一代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画家威廉·霍加斯、剧作家哥尔斯密为核心的艺术创作者和批评家化身为英国的“戏剧温度计”，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文学批评的社会针砭功能。

　　咖啡馆文化的消亡

　　英国咖啡馆在18世纪80年代显现没落的端倪，到19世纪初近于消亡。

　　咖啡馆文化为什么没落，历史学家提出了多种推论。原因一是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财富聚集和贫富分化，促使咖啡馆鱼龙混杂的平等主义精神让位于新型的社会分层与隔离：掌握话语权的政治人物、文化精英渐次归隐于实行会员制的封闭型俱乐部，劳工大众再次回到简陋喧闹、对现实冷漠超然的酒吧中。再有，邮递业发展，使报纸和新闻时事进入各家各户，人们不再需要到公共空间打听消息。服务业规范化，将业务商谈引入更注重客户隐私权的专用办公室，咖啡馆的商务功能随之消退。

　　另外，拜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及贸易发展所赐，原本奢侈昂贵的东方茶叶进口量增长迅猛。在家喝咖啡需要多种辅助器具，手续繁琐，泡茶却十分简便，且一壶茶适宜多人同时享用，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下午茶习俗悄然兴起，成为家庭价值至上的19世纪的主流时尚。

　　英国咖啡馆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中。但是，不能不承认，正是由于它在一个短暂的具有革命精神的时期诞生，把人们汇聚在一个共同空间，才激发出新思想、新科技和新发现，孕育出后世的科学飞跃和知识革新。英国现代政治生活所体现的自由和秩序并重的精神、英国文学关怀现实的激情，处处可见这一走出阶级分隔最远的激进时代留下的痕迹。咖啡馆点燃的“社会炼金术”将永远镌刻在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史上。